边区病院纪事


  抗日战争时期,乐陵是冀鲁边区的军政中心,在乐陵境内建立了多处驻军病院,收治部队伤员兼为群众治病,多为流动病院。本地病院和一些私人诊所也加入到抢救伤员的行列里。
  八路军东进抗日挺进纵队第六支队卫生处后方病院,1938年秋驻西段靳家村,设病床120张,军医6名,护士30名,后转移到五官庄、大桑树、李寿家、黄夹、朱寨子、杨安镇等地。
  八路军东进抗日挺进纵队第五支队卫生二所后方病院,1939年春驻徐三保村,设有病床80张。
  八路军东进抗日挺进纵队卫生部后方休养一所,1939驻五官庄一带。1940年初,大部分人员随主力进入鲁西南,部分留守人员组成医疗队转移到朱寨子驻扎。
  八路军115师教导六旅后方病院,1940年冬驻宁寨以南、马颊河以后又转移到西段等鬲津河沿岸一带。
  八路军115师教导六旅17团医疗所,1942年至1943年驻茨头堡韩家村。
  渤海军区一分区后方病院先后驻旧县、寨子、宁寨、杨盘、滕家一带,三分区后方病院先后驻郑店、张段家、东河崖、西河崖、杨安镇一带。 1945年,三分区合并为一军分区后,病院也合并,分为卫生处医疗一、二所,驻杨盘、寨子、王寨子、杨安镇、吴北斗、西关、后彦、封桥、国坊、郑庙、王官刘、小王家等村。
  军队病院频繁地辗转流动,既是为了躲避日伪军的突袭,也是为了紧随部队,便利接收伤员。
  病院在转移过程中,大家相当辛苦。当时一所共有医生、护士、看守员、勤杂工等100多人,条件差,伤员多,病院转移如家常便饭。有时到了一个新的驻地,还没等安下脚,接到情报后又得迅速转移。
  有一次,病院驻扎在马颊河北岸小安家村,刚吃过早饭就接到了敌情警报,大家立即收拾上路。每人都背一个背包,带着本身的被褥、衣物,女的带两个手榴弹,男的带四个手榴弹。伤员们能坐车的坐车,不能坐车的就用担架抬着。走了一天,天黑时,才找到一个住处。等大家安放好伤员后刚躺下,又接到了转移的命令。
  就这样,包罗伤员在内,一直波动了整整一夜才到达了目的地。
  病院每到一处新的驻地,为了医疗便利,必需要做通群众的工作,将房屋的土炕、断山墙都要扒掉并清理出去,虽然累得筋疲力尽,但都必需干到一切都符合医疗要求,才能休息。
  乐陵本地的医疗机构,大多为私人诊所。只有一处教会病院,是由英国基督教圣道堂于1866年在朱寨子建立、1904年扩建成占地40亩的大型病院。病院由两部分组成,分布于朱寨子村东西大街的南北两旁,是方圆100公里内最大的病院。病院建有病房、药房、医务人员住房、院落,有医务人员50多人,大都是中国人。
  1938年冬天,杜步舟、李奕、钟正斋等人多次到教会病院,向济南教会派来的院长李德仁牧师和全体医护人员做宣传动员工作,激发他们的爱国之心和仁爱之义。从此,教会病院收治庇护了大量的八路军伤员,也成为冀鲁边区收治八路军伤员最多的综合病院。病院还出资在病院周围购置了3块土地,用以掩埋抗战牺牲的伤员,总数达1000多人。因此,遭到日军的忌恨,多次到病院搜查、骚扰。幸亏病院早有准备,预先采取了办法,日军始终未抓到把柄。
  1939年12月23日,日军纠集惠民、商河、乐陵、宁津、德平的日军合击朱寨子,包抄教会病院,将所有伤员抬到院子,威逼李德仁牧师指认八路军伤员。李牧师宁死不屈,坚称伤员都是老百姓。日军恼怒之下,一把火将病院烧毁。
  乐陵的民间知名医生也积极主动地收治抢救八路军伤病员,王官刘村的王照在郑子珍村设立了私人诊所,收治八路军伤员。敌人来扫荡时,就将伤员藏在秫秸垛中,在伤员身体稍好后,交给部队病院。后来,王照和王茂林、李昊玉等许多乐陵县知名民医都参军到了部队病院。
  (摘自 《乐陵抗战那些年那些事》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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